《博雅杯》的最大特点是，你写的观点对不对不是最重要的，你有没有自己的思考，能不能自圆其说，在期间是否展现出了你和别人不同的一面，这才是考核的重点。
眼下这100位高中生，说实话他们在各自的群体里再突出，又能有什么学术水平呢？能有名校文学院高材生的水平？所以，《博雅杯》考核的是学生的思辨能力、创造力和潜力。
《博雅杯》不需要只会读书考试的“傻子”！
所以当看到李亦儒挥毫而下不靠谱言论后，两位导师并没有嗤笑，而是欣喜，虽然李亦儒的言论在他们看来是荒唐的，但是，他所陈述的一切，还蛮有道理的。
这时只见李亦儒再次挥笔而下：
[其次，《后出师表》的写作时间可疑。
蜀汉建兴五年(227)年，诸葛亮进驻汉中，临别之际向后主刘禅呈上《前出师表》。而《后出师表》按《汉晋春秋》的说法，则是在建兴六年十一月诸葛亮呈给后主的。
两表的写作时间相隔一年而已，大军仍驻扎在汉中，为何还要上表求出师?何以会“今岁不战，明年不征”?何以在《前出师表中》求自贬，劝后主“亲贤臣，远小人”，时隔一年就不顾战争对黎民的残害而力争“出师”呢?
另外，前后表相隔仅一年，《前出师表》言辞恳切，充满热情与理想。如“则汉室之隆，可计日而待也。”“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。”昂扬向上的斗志溢于表文。
而《后出师表》不仅绝口不提兴隆汉室之事，行文也不似前表那样气足语豪，全文都在主张出师，却又承认“至于成败利钝，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。”
文气低迷悲观，况且出师之文应是鼓舞士气，怎会写的如此萧瑟呢?
两表相隔一年，文气，风格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，实在让人难以信服同样出自诸葛亮之笔。]
商教授是研究古汉语的，郑教授是搞当代文学的，这二人虽然在历史学上并不强，但是在文学这块研究得非常通透，都是该领域很杰出的教授。
见李亦儒又拿出了这一佐证，他们二人微微蹙眉，若有所思。
讲台上，《博雅杯》负责人董之鹏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他心想人家小伙在那考试呢，你们两位大教授蹲守在那看着不太好吧？现在室内100位考生，别人你们就不管了么？
你们现在是监考老师，可不是阅卷老师啊！你们真关心李亦儒写了什么也行，不过在那扫几眼就成了，别一动不动跟雕像似的，盯着人家写啊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