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董其昌和石涛两人所处时代相距不远，但艺术主张却不完全一致，尽管如此，殊途而同归，两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却十分相近，都为中国画向现代画发展作了准备。
石涛的主张和实践使画家重又面向生活，师法自然，为开创新的历史奠定了基础。
五代、两宋各种皴法的出现，是当时诸大家面向生活，师法自然的创造性产物。
实现了笔墨的升华，也形成了传统的负荷，所以有明一代也依然取法传统。
清代的山水画要有所成就，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进行新的改革，因此，创立新法，是山水画发展至此的必然。
表现生活深度独具，敢于越过传统的历史氛围，高标独树是石涛的过人之处，也是他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与他同时称为清初四高僧中的朱耷，髡残、弘仁以及龚贤、梅清诸人均各有建树，但在表现生活的深度方面石涛似比之更胜一筹。
在当时，行家就对他的作为赞许称道，如王原祁就把他誉为。”
说到这里，张天元不由笑道：“我并不否认张大千的画实在厉害，但他走过的路，断然没有石涛多的，所以有些经历，只有石涛才能感触颇深，这一点完全体现在了画中。
石涛是明朝宗室，原本应是过富贵生活的，但由于国亡家破，因而他所走的道路十分曲折，早年的石涛面临着家庭的不幸，削发为僧，遁入空门，从此登山临水，云游四方，漂泊或居留于异乡客地，足迹达半个中国。
自然景观的长期熏陶，身世不定的感念，从各方面作用着他的艺术观和人生观。
世界上的事物瞬息万变，薄薄的云雾可以遮掩巍巍高山，地位显赫的王孙公子转眼间就成了苦行头陀，千古不变的祖宗成法是没有的，山高海深，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自然体。
但在石涛看来，，坐禅入定，超凡脱俗，以意念创造一个新的宇宙，这是石涛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，也是他的身世和佛、道思想作用于绘画的必然结果。
在中国绘画史上，名传青史的画家颇多，但是像石涛这样具有杰出艺术才华，并为今人大力推崇的却不多。
石涛之所以在300年后得此殊荣，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主张对绘画技法的变革和创新，他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，但不受传统精神束缚，反对墨守成规，敢于破陈法，因而他的画艺不仅高出于同时代许多画家之上，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出类拔萃、屈指可数的。
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石涛不仅画艺高超，还有高深的美术理论，一部深刻地总结了这位画坛奇才的绘画艺术观和美学思想，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