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、隆景两个时代或许是大明文武官员们最为向往的时代了。
在文官而言，大明连年开疆拓土，几乎疯了一样吞并藩属，打击蒙鞑、瓦剌，每个月就多出一个县，甚至一个府。这些地方都需要官员治理，乃至于只要识字就能吃皇粮。
对于武官而言，北伐国策坚持到了第三年，兵部给了更多的编制，百分之八十的军官职位都虚位以待，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升迁问题。尤其大明的战术战法武器装备，根本不是蒙古人能够抵御的，战役上的获胜毫无悬念。
对于百姓而言，生活却未必十分惬意。
按照《皇明通报》的说法，大明百姓在隆景三年摆脱了赤贫线，全体进入温饱线，美好得让人几乎不能相信。南方一直唱对台戏的《士林报》为此还特意深入山陕甘边疆，果然没有找到赤贫人家。
既然大家都能吃饱饭，为什么还不惬意呢？
因为在这道光彩炫目的光环之下，是所有赤贫人家都被强制迁徙去了河套、辽宁、海西、台湾、澳洲、安南——如今恢复了交趾布政使司的编制。
支持这种做法的士人认为，既然有些地方贫困得无法养活生民——有的地方数年不曾下雨，百姓每天只能喝一口水，更别提洗漱了——国家出钱将他们迁徙安置，这是千古德政。
这种看法多在牧民官中传播，因为他们走下去之后，发现人若不走，只能在当地熬死。根本不可能有其他任何办法解决问题——难道还能让老天爷下雨？谁都知道祈雨只是心理安慰，当不得真。
然而也有许多人表示反对，认为人生于斯死于斯，这份故土情节是应该被理解的。就算他们渴死饿死，也是求仁得仁。朝廷以强制手段，近乎流放地将他们送去边疆、蛮荒之地，这根本谈不上德政，反而是暴政！
朱慈烺并不介意这种声音，但凡说这种话的人多是不掌握资源的闲人。在这个国家里，只有掌握了军事、民生资源的人才有资格和能力对国策产生影响。至于那些杂音。权当给他们一个发泄口，消耗多余的精力罢了。
而且一旦这些人进入官场，牧守一方，他们也会立刻转变思想，为了百姓的生计。或是为了自己的政绩，将治下赤贫百姓押送去朝廷指定的遣送点。
在如今的技术条件之下，大规模的移民安置肯定不会和《皇明通报》上鼓吹的那样幸福美好，尤其是前往台湾、澳洲和交趾的百姓，虽然他们大多是南方人，但仍旧会死在地方传染病和瘴疠之下，这种“阵痛”恐怕要到第三代移民才能缓解。
不过大规模人口迁徙，以及严苛的移民、流放标准。却带来了社会稳定，几乎到了路不拾遗的程度——当然，这也与警察局为了完成指标采用的钓鱼执法有很大关系。
大明人口的稀释。使得地价进一步下跌，农民继续耕种中下等的田地已经显得得不偿失，往往在地里撒一把最易活的苜蓿种子，然后让它们自生自灭。若是丰收了，除了家里喂牲口，还能拿去卖。也算一笔额外收入。
曾经只种在边角废地的番薯、土豆、玉米，如今也开始堂而皇之地占据了成片的土地。